《反人类暴行》中，陈汝平以“荒川良平”之名进入731部队的那一刻，便陷入了罪恶的漩涡。他的画笔成为军国主义暴行的“记录工具”，虽未直接施暴，却在无形中成为罪恶的参与者。大结局中他放弃日本姓名、回归陈汝平身份的选择，本质上是一场以良知为驱动的自我救赎，更是对731部队反人类罪恶的终极反抗。这种反抗没有硝烟，却比武装斗争更具精神冲击力——它撕开了殖民统治的道德伪装，证明即便是在罪恶的核心地带，人性的光辉与良知的力量也从未泯灭。 
陈汝平的救赎之路，始于良知的阵痛。初入731部队时，他曾因恐惧而选择沉默，将“完成任务”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。但当他第一次在实验室看到玻璃柜中浸泡的同胞残肢，第一次目睹日军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活体解剖，第一次听到受害者撕心裂肺的哭喊时，内心的良知开始发出强烈的抗议。剧中有一个极具张力的细节：他在绘制实验地图时，手抖得无法握笔，笔下的线条扭曲混乱，恰如他内心的挣扎与痛苦。这种良知的阵痛，让他无法再用“服从命令”来麻痹自己，也让他逐渐意识到，沉默就是对罪恶的纵容，放弃身份就是对同胞的背叛。
身份的回归，是他救赎之路的关键一步。陈汝平深知，要摆脱罪恶的裹挟，首先要打破殖民身份的桎梏。“荒川良平”这个名字，是日本殖民者强加给他的精神枷锁，代表着对民族记忆的篡改与对人性的扭曲。他开始主动寻找自己的根，回忆母亲讲述的台湾故乡的故事，重新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。这种身份的回归，让他获得了反抗的勇气——他不再是孤立无援的“日本画师”，而是有着民族归属感的中国人。他开始利用工作之便，偷偷复制731部队的实验图纸、记录细菌武器的研制流程，将这些血淋淋的罪证藏在画稿背后，等待着揭露真相的时机。
陈汝平的反抗，是一种“以柔克刚”的终极反抗。与东北抗联战士的武装斗争不同，他的反抗方式是“记录真相”。作为731部队的内部人员，他掌握着最核心的罪证，这些罪证成为驳斥日本军国主义谎言的有力武器。大结局中，他在递交罪证时喊出“我叫陈汝平”，这一声呐喊不仅是对自己身份的确认，更是对罪恶的宣战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即便是身处罪恶的中心，个体也能通过坚守良知实现自我救赎，也能通过揭露真相推动正义的实现。这种反抗让731部队的罪行无法被掩盖，让历史的真相得以被铭记，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正面战场的胜利。
陈汝平的自我救赎之路，为《反人类暴行》的沉重叙事注入了一丝希望的光芒。该剧通过这一角色告诉我们，战争与暴行不仅会摧残生命，更会扭曲人性，但良知永远是人性的最后防线。从荒川良平到陈汝平的转变，是良知战胜罪恶的胜利，是人性战胜兽性的证明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，无数像陈汝平一样的人，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良知、反抗着罪恶，他们的故事值得被永远铭记。毕竟，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守护良知，不让类似的暴行再次发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