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小城大事》中滨海路之争的爆发，看似是利益分配的矛盾，实则是郑德诚“一言堂”式治理模式的必然结果。作为月海党委书记，他拥有推动城市建设的核心权力，却也逐渐养成了独断专行、忽视班子协作的行事风格。在滨海路归属的关键决策中，他既未征求搭档李秋萍的充分意见，也未考虑干部群体的合理诉求，仅凭个人判断就敲定最终方案。这种“权力越位”的治理失误，不仅激化了内部矛盾，更打破了基层治理的权力平衡，成为他失去群众基础的重要原因。 
基层治理的有效性，依赖于“分工协作、权责对等”的良性生态。郑德诚与李秋萍的班子搭配，本应形成“实干开拓”与“稳健统筹”的互补格局——郑德诚擅长找资源、促发展，李秋萍则更懂把握分寸、协调关系。在滨海路之争中，李秋萍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，认为应优先履行对干部的承诺，可郑德诚不仅置之不理，还延续了此前对李秋萍的轻视态度，完全将搭档的意见排除在决策之外。这种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的独断，彻底消解了班子协作的意义，也让月海的治理失去了制衡机制。
郑德诚的权力越位，更体现在对群众诉求的漠视上。滨海路并非无主之地，而是已承载着特定群体的合理期望。刘丹带领干部群体考察选址、提交申请，整个流程符合正常程序，郑德诚的签字认可更是赋予了这一规划的合法性。当他为了招商引资单方面推翻决策时，本质上是用行政权力碾压了群众的合理诉求。对参与的干部而言，这不仅是居住计划的落空，更是对自身权益的侵犯——他们响应月海号召准备安家，却成了发展大局的“牺牲品”。这种权力的随意使用，让基层群众感受到的是权力的傲慢，而非治理的温度。
回顾郑德诚的治理历程，“一言堂”并非个例，而是贯穿始终的行事逻辑。此前处理春梅印刷厂超员问题时，他不顾李秋萍的合规考量，强硬要求复工；后续更是越过县、市两级部门，私自带领班子赴京开会，试图独占“人民城市人民建”的政策红利。这些行为看似是为了月海发展，实则是权力边界意识的缺失。基层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，理应用于协调各方利益、实现共赢发展，而非成为个人意志的执行工具。郑德诚在滨海路之争中，将权力当作实现个人发展目标的筹码，最终必然遭到利益受损群体的抵制。
滨海路之争的教训深刻揭示：基层治理的核心是“平衡”而非“掌控”。郑德诚的失误，在于他把个人能力等同于治理权威，把权力集中当作效率保障，最终打破了班子、群众、企业之间的利益平衡。真正的基层治理高手，应当像李秋萍那样，懂得通过协调沟通寻找共赢路径——用免费旅游、产业前景吸引干部安家，用真诚服务打动投资企业。而郑德诚的“一言堂”，不仅没能实现发展与民生的兼顾，反而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这正是权力越位必然付出的代价。
